二战结束后不久，欧美学术界就爆发了一场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历史和发展问题的论战。这场论战绵延30余年，直到80年代还余意未尽。争论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中叶英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利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中对西方现代经济学鼻祖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经典理论的质疑，以及本世纪初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其近因则肇始于英国学者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1946年，伦敦）。该书在探讨资本主义发生问题上，提出了促使封建主义解体的基本矛盾及普遍规律是否存在和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作用以及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的其他许多地区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等一系列论点。该书出版后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很大争议。5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保罗·M·斯威齐在其主编的《每月评论》杂志上，对多布以生产关系来解释封建制度内部蕴含的解体机制的主要论点提出了批判和质疑，认为“贸易的发展是西欧封建主义没落的决定因素”。由此揭开了一场国际性的论战。
随着时间推移，论战虽然主要仍在《每月评论》上展开，但其范围已远超出原初主题。到60年代中期，德裔美籍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伊曼纽尔·华勒斯坦脱颖而出，分别提出了著名的“依附理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给讨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进入到一个更深、更广的层次。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模式虽然不是华勒斯坦首先提出的，但华勒斯坦以其论述的系统性、观点的独创性和方法的新颖性而独树一帜，受到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引发了热烈争论。概括地说，华勒斯坦在其四卷本《现代世界体系》中系统阐述的这一模式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华勒斯坦对“世界体系”概念作了明确的理论阐释。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有着不同界限、结构体、群体、法律条例及相互依存性。其机体包括相互矛盾的各种力量，它们有时通过张力在这一体系中凝成一体，有时却由于彼此竞争使体系四分五裂。这一体系具有生物体的特征，在其生命周期内，有些特质不断变化，而另一些特质则保持平稳发展。因此，这一体系的结构根据其功能内部的逻辑变化，在不同时期表现的强弱度不等。一个社会体系的特征实质上是生命的自我控制调节，其发展动力由机体内部因素所促成。世界体系要么采取“世界帝国”这种代表单个政治制度所控制的领土的形式，要么采取“世界经济”的形式，在这种经济中，单个政治实体对覆盖大范围地区的经济没有控制权。在世界体系存在的大部分历史中，所采取的是“世界帝国”的形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是因为它一直是一种持久发展的世界经济。
其二，华勒斯坦认为，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重要的表性特征之一就是由该体系的横向分工和资本积累的运动形态所产生的一个不等价交换体系：核心地带、半边缘地带和边缘地带。半边缘地带在相互对立的核心与边缘之间充当一种缓冲物，并起到平衡经济的作用。
其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范围之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质的差异，但今日所有的国家都服从并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要加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需要每个参加者都要像资本家那样对待这个市场中的其他参加者，参与合作和竞争。
其四，华勒斯坦认为，这个体系不是静止不动的。资本主义的运动形态确定了增长和停滞的周期。构成今日核心地带的国家并不一定是明日核心地带的国家，而处于边缘地带的地区很可能成为半边缘地区国家。作为资本主义扩张或停滞运动形态的结果，各国的位置将发生变换。
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华勒斯坦游学法国，受业于法国“年鉴学派”和“新史学”的学术大师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欧美一些评论家在谈到华勒斯坦的学术建树时指出，除建立“世界体系”论外，他的另一大功绩是使美国学术界日益了解非美国的依附理论家和“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论。实际上，如果我们对布罗代尔的“总体史”、“作为社会科学的问题史学”和“长时段”理论与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模式作一下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很多相似或共通之处。
布罗代尔认为“总体史”应揭示历史过程的三个互相关联的方面：一、历史运动的纵深性、层次性和阶梯性，即历史运动存在着几个内在层次；二、作为纵深的历史运动的存在形式之一的统一的社会时间；三、只有同时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方面来观察历史过程及其运动，把社会现象同其占有的特定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才能认识人类的历史。布罗代尔的成名之作《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及其另一部代表作《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描述和分析的就是一个世界体系在“长时段”内的发生和发展的不同层面空间和时间运动。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前后四卷，论述了从1450年至20世纪的资本主义体系发生和发展过程，涉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心态等诸多方面，吸收了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和作为相对稳定结构的体系理论，可以说是一部美国版的“总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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